NUTN當我們同在一起

一、前言
人是活於歷史之中，只有在時間的脈流裡，人們對於自身的認識才有了「真實」。
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，近代的中國面臨著軍事、經濟、文化與價值的變局，逼使知識份子重新面對自己的歷史，「批判」和「懷疑」自己的歷史就成為學術圈的主要氛圍。
本篇三大討論重點 P70
藉由王國維的看法，指出過度「疑古」和「信古」恐非合理的研究態度。
舉勞思光和牟宗三兩位先生對於《中庸》的觀點為例，說明面對古代文獻，「信古」和「疑古」的態度如何可能地影響到學者的判斷。
說明「出土文獻」對於今日的古代思想研究的重要性。
     疑古思潮   p71
宋代不僅在「理學」的思想有高度的發展，「經學」的研究亦有重大的變化，此即「疑經」風氣的形成。
屈萬里先生曾指出此時的「疑經」，可分為三種情形：
懷疑「經義」之不合理。
懷疑經書的作者。
懷疑經文的脫簡、錯簡、訛字。

p70
顧頡剛在其《與錢玄同先生論史書》中，透過對於上古人物—「禹」的真實性之懷疑，以及「層累造成說」的觀點提出，揭開了影響深遠的「古史辨運動」。
層累造成說：
第一，「時代愈後，傳說的古史期愈長」。如周代人心目中最古的人是禹，到孔子時有堯舜，到戰國時有黃帝神農，到秦有三皇，到漢以後有盤古。
第二，「時代愈後，傳說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」。如舜，在孔子時只是一個「無為而治」的聖君，到〈堯典〉就成為一個「家齊而後國治」的聖人，到孟子時就成為一個孝子的模範。

王汎森《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》p72
「價值」與「事實」不再應該「合一」，而應「分離」。
提出兩種研究方式：
1.將古往今來的載籍文獻「對象化」。
  客觀面對文獻，將文獻視為「知識對象」
2.把一切研究對象「歷史化」。
   把「神聖」性的文獻「俗世化」，不再採「絕對」的相信態度。
    信古   p73
被視為是保守與傳統的象徵。
面對古代文獻採溫情態度，被「新」型學者攻詰。但不能代表「傳統型」的學者會是毫無保留地全然「信古」。
在此氛圍下，「疑古」代表現代，是進步的象徵；「信古」則是保守，代表退步。

 王國維《古史新證》p75
指出「史實」和「傳說」間的混合。
針對「信古」和「疑古」均加以批評，尤其是集中於「疑古」的批評。
提出「信古」之過：
  汲冢所出《竹書紀年》，皇甫謐作《帝王世紀》，為五帝三王畫加年數，後人乃後取以補《太史公書》。
(至於近世乃知孔安國本《尚書》之偽，《紀年》之不可信。)

提出「疑古」之過：
堯、舜、禹之人物而亦疑之。
於古史材料未嘗為充分之處理。
自許為進步思潮的疑古學者，為了證明自己解釋歷史材料的客觀性，常常以否定「歷史舊說」來顯示自己的優越，所以在面對「古史材料」的態度上，已然失去原本的「客觀」。導致未被證明的古史一概在否定之列。
  
王國維「二重證據法」p76
讓「地下出土材料」與「紙上的歷史材料」相互參證。
廖名春：「王國維研究『地下之新材料』不是為了從根本上推翻『歷史舊說」，不是專用『地下之新材料』來打『紙上之材料』的屁股，而是『補充』，補充、修正、印證『紙上之材料』記載的『歷史舊說』。」
p77
分析「材料」時，「時代先後」、「真偽」等是學者討論的重點。
至於分析「材料」的意義，可以分成二個層次：
第一層次：存在著一個「客觀」的事實，以此基礎來評判研究成果較容易取得「共識」。
第二層次：「主觀」的意見，從文字層面的理解到意義面向的闡發，其中可以有許多模糊的空間及層次的不同。

 P77~78
對「材料」的「時代先後」或「真偽」的討論，並不必然能為確定第二層次的「意義」疏解。
對「材料」的「意義」詮釋，也難以完全有效地以之來判斷材料的「時代先後」、「真偽」等問題。
故在運用不同層次之間的討論結果，態度上要謹慎小心。
一部《中庸》，各自表述  p79~p80
宋 朱熹認為《中庸》標誌著儒家「道統」的正傳。自堯舜之後的「道統」之傳，「子思」正處於上承孔子，下接孟子的中介角色。
清儒認為《中庸》一書與孔孟論旨不侔。
姚際恆：「然則好禪學者，必尚《中庸》，尚《中庸》者，必好禪學。 《中庸》之為異學，其非予之私言也，不亦明乎？」

《中庸》的年代與學說屬性P80~p81
高柏園：「當代以前諸家之疑《中庸》為晚出，基本上不出思想內容及文體語詞兩大類。降至當代，學者所提出之種種說法，則不僅止於思想內容及文體語詞之討論，而涉及《中庸》義理性格的衡定問題。」
勞思光vs牟宗三
勞思光對於《中庸》的傳統說法，如作者為子思，或是真正繼承孔子之學等，抱持著較為明顯「懷疑」態度，認為《中庸》並非「儒學發展系譜」的「正統」。
牟宗三對於《中庸》傾向接受舊說的「相信」態度，確認《中庸》在「儒學發展系譜」中的「正統」位置。
p81
勞思光認為：
 (一)就文體論之。
 (二)就文中詞語論之。
 (三)就思想特色論之。
《中庸》以「天人之說」重新解釋「心性」及「價值」，以「人」 配 「天」，將價值根源  悉    歸於「天」，，實與孔 孟之學有異。
故確定《中庸》一書晚於孟 荀，大抵成書於秦至漢初的階段。
作者可能是漢儒中雜混陰陽家、道家之說者所為，而非真正承繼孔 孟「心性論」立場的純粹之儒。